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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燈臺活頁刊
2016.1 第181期

福音活頁

你能勸得動自己嗎?

 

  “克己”是儒家最重視的人生修養;《大學》中的三綱、八目凝聚成一個“誠”字,而這許多意識皆集中於修身;“自天子乃至於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。”(《大學》一章)而修身首重“慎獨”,再進而為“克己”。顏淵問仁,子曰:“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、非禮勿言、非禮勿動。”這就是“克己”的四非。將人的視、聽、言、行都捆綁起來,這樣才能合乎“禮”;而這一切意識與行為都指向一個自標,便是要復“禮”(“禮”是指“周禮”)。孔子當時便指出,周之“禮樂”已經崩壞,故一生立志要復“禮”,而禮的崩壞,便是由人思維與行為的敗壞所致,所以才要提倡修身和慎獨以“克己”。而孔子的“克己”是溫和的要以道德勸說,勸導人要自我探討以慎獨“修身”,使之“復禮”;但孔子的“克己”卻一腳踢到鐵板上,因“己”豈是容易克的?人可以很輕鬆的勸說別人,但勸自己則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了。因人的最大仇敵正是自己。人可以輕鬆的攻訐他人或勸戒他人,但如反過來對付自己,便無能了。許多道德家對別人講道理,佈道家向他人傳道,都能收放自如,妙語如珠,但一旦要勸自己,便立刻瞠目結舌,語為之塞了。

  “禮”已失落與崩壞,所以儒家才要動員三綱八目以努力校正思維意識,使之回復“禮”,但自古至今,卻皆未見奏效。

  克己復禮為仁,所以要以“仁”的內涵來約束內心,克制人欲之衝動,使之符合“禮”的要求。以“四非”限制人外在的行為,這樣會達到“禮”之要求嗎?如然,中國早已成為禮義之邦,但實際呢?國人在世界各處旅行,處處都顯示出“禮”之相反榜樣,所以用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的方式勸導是行不通的。

  於是法家便上場了;荀子為法家的創始者,法家主張人性為惡,天性有常;“天行有常,不為堯存,不為桀亡”。意謂天體運行,有其常規,其規律早已客觀存在,非人可以變更;故主張“制天命而用之”。

  至於荀子之“禮論”,則認人生而有欲,欲而不得,求之無度,便會發生爭奪,而爭則亂,亂則窮。所以要規範人欲,必以刑與法度,禮才不會崩壞。要嚴格規範人欲以“禮”,只靠道德勸說是無益的,必須施以嚴刑峻法,節制人欲才能奏效。故“禮”即“法”。但嚴刑峻法,能挽回人的“禮儀”嗎?雖可行於一時,但卻無法長久。儒家與法家都要將人性納入禮儀規範,但最後也都無法避免“禮”的崩壞。

  對“克己”,佛家也下足了功夫,但佛家不僅是消極的“非己”,而是再進一步的“無己”。中國道家則主張清心寡慾,清靜無為,作“克己”的功夫;其極端行為則採取了辟穀與絕食,以抑壓肉身的欲求,當然也無效。而這種方式不正是中世紀修道院中修士們以繩索自鞭,以禁食尋求“克己”的方法相若嗎?

  人無論以道德勸說的方式,或苦待肢體的方式,都無法達到“克己”的目的,故以上這些意識與行為便都失敗了。

  人對這個老我的“己”,既無法以道德勸說,也難以鞭策奏功,原本已經絕望了,但使徒保羅卻篤定地發表了他對“克己”名言:“我是攻克己身,叫身服我。”(聖經哥林多前書9:27)他是如何攻克己身的呢?且聽保羅的陳述:“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,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,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;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,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;祂是愛我,為我捨己。我不廢掉神的恩;義若是藉着律法得的,基督就是徒然死了。”(聖經加拉太書2:20-21)

  原來保羅“克己”的鋪陳,正說明人用盡一切方法,無論是軟的,還是硬的,都克服不了這個“己”。因自己本來就是自己最大、最可怕的仇敵,因人的那個老我,早已完全歸順魔鬼撒但,所以哲學家和宗教家都奈何不了這個“己”(老我)。只有將這個“己”與基督一同釘死在十字架上,讓它徹底滅絕了,再以主的寶血贖回“新我”,在人的身心中活過來,才可以“克己”。(殷穎)

金燈臺活頁刊第181期 2016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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插圖:Agnes Leung(agnesleung.com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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